作为承担着社会人才培养重任的主阵地，高校“破旧立新”的脚步从未停歇。

今年9月，历经3年建设的粤港澳大湾区新高校——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正式开学，令人耳目一新的是，该校打破传统高校的院系之分，首次采用“枢纽”和“学域”学术架构，设置了功能、信息、系统和社会四大枢纽，涵盖15个“学域”。从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新“枢纽”中可以窥见，目前单一的学科已经无法解决我们遇到的很多挑战，学科交叉的重要性日益显见。而在传统的架构下，条条框框太多，影响着学科交叉合作的有效性，用“枢纽”和“学域”取代传统的“学院”和“学系”架构，可推动学科交叉融合，促进新兴学科和前沿学科发展。

从高校普遍施行的“校院系”三级模式到香港科技大学（广州）不设院系的新模式，表面上只是“名称”的改变，实际上这一“打破”动作是对高校多年来固定组织结构的改变，在新时代背景下将交叉学科进行归纳管理，可谓是学校一小步，高校管理体制改革一大步。

从2变为3，体制逐步确立

高校管理体制作为保障一所大学有序运行的体系框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学校的教学管理方式，以及学校的综合发展和人才培养。我国高校的管理体制经历了从“2”到“3”的几十年改革，一直在探索更适合时代和自身发展需求的路径。

最初的“校系二级建制”管理模式是在上世纪50年代高校院系调整后形成的，我国大力发展独立建制的工科院校，综合性院校则明显减少，把大学分为文理大学、单科性大学和单科性学院，并在大学中取消学院，全部实行校系二级管理。

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高等教育向更高层次更大规模和更加综合方向发展。到1992年开始高校合并调整，学校规模迅速扩大，学科门类也迅速增多，大多高校在校系之间增加了学院一级，以减小管理压力，形成了“校院系三级建制”。

西安交通大学沿用多年的“校院系”三级组织体制便是在时代改革背景的推动下确立的。1993年西安交通大学本着“加强传统学科的改造，大力发展新兴学科”的精神，决定实行系办专业，院管教学和科研的管理模式，以成立电气工程学院、调整管理学院内部职能为试点着手改革，以点带面。在1994年，学校建成电气、机械、能动、理学、人文等十个学院。2000年经国务院批准，西安交大与西安医科大学、陕西财经学院合并组成新的西安交通大学，重组成立经济与金融学院、医学院、药学院、口腔医学院、继续教育学院以及外语部、体育部，同时筹建生命科学学院等，由此基本确立了今天的校院系组织格局。

有大学，必有院系，这已成为高等教育的思维定式，西安交通大学的管理体制变迁过程也是国内其他高校的一个小小缩影。目前，国内高校会在学院下设置更多细分专业的学系，对学生来说，院系就成了学习期间形成身份认同和归属感的重要实体，而在教学和科研上，一般也以院系为单位进行。

在加入学院这一环后完成的“校院系”三级建制，表明了我国高校特别是综合性大学已基本完成了向多学科、综合性发展的战略调整，初步形成了“理工结合，文理渗透，有重点、有选择地发展新兴学科和边缘交叉学科"的新型学科体系，将现有性质相似、方向相同的学科和专业重新优化组合，加速了学科专业之间的交叉、渗透及改造更新，有利于优势学科、教育学科和应用学科的发展。

多途径发力，改革势在必行

然而，随着教育规模的扩大，以及社会分工逐渐体现出多样性，在传统的院系制度下，要满足交叉学科的需求，最普遍的办法就是新设院系。于是，在一些高校，人工智能学院、智能制造学院等新的学院相继设置，越来越多的新兴学科专业归入到“系”下，系也随之变得庞大。这种设置或许满足了新兴学科的需要，让学科建设不落伍，却也使高校院系日益繁多，相应的行政支持日渐繁重。而且“校院系”三级管理体制将学科、专业分家分设，界限过于明显，反而限制了学科、专业的活跃和发展，因此，近些年，部分高校在三级建制的基础上进行一些改变。

院系大重组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校长王焰新曾说：目前，高校的学科壁垒问题非常严重，传统的院系设置带来了学科壁垒和学术资源的碎片化。跨学科会聚在我国高校中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成效还不明显。

今年6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重磅“出手”，召开了六大学院命名重组大会，对内部院系进行了大调整。在原有国际关系学院、社会学院、哲学院、文学院、历史学院和政府管理学院基础上，整合之前未进入科教融合学院的14个学系及其所属学科，重新组建国际政治经济学院、社会与民族学院、哲学院、文学院、历史学院和政府管理学院。此次六个学院的重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整合学院、学系力量，打造一流学科、建设一流大学的重要举措，各学院将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学术发展等方面释放出新的巨大动能。

也是在6月，西南财经大学调整优化并新组建了金融学院与中国金融研究院、中国西部经济研究院、数字经济与交叉科学创新研究院、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并对计算机与人工智能学院、外国语学院、数学学院、人文与艺术学院进行了更名，发力下一轮“双一流”建设。新的融合有效整合了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让学科门类更为完整、实力更为强大、资源整合更加高效，让相关学科进一步深度融合，强优势、补短板，目前已经有多所高校对院系进行了调整。

探索学部制

所谓“学部制”，是指将各院系按照学科门类或学科群归类合并，在内部学校和院系两个层次之间增加一级学术性组织或行政管理结构，学部是校院之间的一级学术管理组织，它能够协调相关教学科研单位开展学科建设，整合学科资源，形成学科综合优势，学部的定位可以说是“加强版的学术管理枢纽”。

北京大学作为最早实施改革的学校，开创了中国大学实行“学部制”的先河。自1999年北京大学组建学部后，浙江大学、武汉大学等一批学校先后进行了学部制改革。北京师范大学可以说是在管理体制改革打头阵的一所，在2009年新组建的教育学部，是整合了北师大教育学院、教育技术学院、教育管理学院、首都基础教育研究院、教育部质量监测中心等相关机构，目前学部有6院(学院/研究院)8所(研究所)及10个综合交叉平台。2016年又整合地理学院、遥感科学与工程研究院、自然资源学院为地理科学学部。

随后，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成立学部。西南大学、吉林大学等进行了全面的学部制改革，学部已覆盖全校所有学院和学科，如重庆大学人文学部由外国语学院、艺术学院、体育学院、博雅学院等整合而成；理学部由物理学院、化学化工学院、药学院等整合而成。而北京工业大学、大连理工大学等选择局部的学部制改革。像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按照“一个一级学科归属一个学部，一个学部重点建设一个一级学科”的原则先期成立了电子科学与技术、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部、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部、网络空间安全学部4个学部，旨在重点加强“3+1”学科的建设。

学部制的尝试，打破了学科之间的壁垒，搭建了学科交叉与融合的创新平台，使得原有学科在保持传统优势的基础上，能够实现与其他学科的交流，产生新的学科增长点、优化了学科结构，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学科领域，发挥出“1+1>2”的功效，进一步增强了学科的竞争力。

“校办院”到“院办校”

除了在学科整合交融上发力外，还有一些学校从“简政放权”的角度入手，将财务、人事、教学、科研和其他事务管理自主权由校级最大限度地下放到学院，通过二级管理激发学校的活力，以此剥离“行政化”对于学术的负担。

不同学科以及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学科其实都有不同需求，原本所有的决策都由学校来做，包括院系发展也是如此。但复旦大学从2015年开始，各个院系将不再等待学校分配资源，它们将自己拿出人力资源、学科发展等规划“凭本事吃饭”，让事关学术发展和人才引进以及培养的决策权，从学校下沉到院系，甚至由那些在科研和教学一线的教授来决定，这种管理方式似乎更符合大学这个“学术共同体”的本性。

四川大学校院两级管理体制改革部署会

四川大学也在2018年大会上，针对全面深化以院为主体的“校院两级管理体制改革”做出积极动作。通过构建形成“1+4”制度体系，确定10个学院在2018年试点先行。通过人事管理制度改革，调动了各学院人才引育的积极性，2018年以来新增“国字号”人才99人次。推进人才培养及学科建设管理制度改革，扩大学院自主设置和调整二级学科的权限，已有2个学院试点自主设置二级学科，诊断评估108个学位授权点，撤销6个学位授权点，学院还可根据学科特点、优势及社会发展趋势，自主定位研究生培养方案。这一系列的动作，给予学院更多的自主权，也给原本被紧紧“捆绑”在行政体制下的学科更多发展的空间。

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副校长吴景深说：“如同航空枢纽集结世界各大航空公司一样，学术枢纽面向人类社会发展需要，把来自不同地方的学生集结起来，在学术、业界导师的指导下，构建自己的专业知识体系和提升自己的能力。”基于国家人才培养要求和学校自身发展，高校管理体制的创新改革从未停止，港科大（广州）全新的机构设置显示出创新风采，让人对这所学校激活高等教育改革走向深入充满期待，这一次立新或许也能为其他高校提供一些灵感。

无论是学部制、校院系三级管理体制还是不设院系，都是以更好地实现创新人才培养和学科发展为目标，期待各层组织能够发挥作用、相互配合，释放更多活力，真正实现推动学科交叉融合。